要求有限者以忘年忘义、自忘自用达到自得。

至德之世的向往，为勾画理想的自然情态以悬一适于人性的未来生活，这纯属反政教的自由人之乌托邦的图画生活。然而政教日繁，则纯朴残破，蹩躠为仁，踶跂为义……澶漫为乐，摘僻为礼……踶跂好知，争归于利，这种礼教约束的生活，毁民常性，究其祸端，乃圣人之过。

如果把它迎接到太庙里，奏《九韶》以为乐，具太牢以为善，结果弄得鸟眩视尤悲，三日而死。这种生活情境，称为天放（自然放任）。本篇作者以伯乐驭马而供其驰骋来比喻掌权者驱民而效从于己，对于政治的危害性，提出了沉痛的抗议。至德之世，人民依常性而生活，织而衣，耕而食，人们过着素朴无华的日子，无所饰于仪容，没有机心，不相戕贼，山泽遨游，自由自在。一、治的危害性 马，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，龁草饮水，翘足而陆，这是马的真性。

掌权者以威压治民，一如伯乐以烧刻治马，拂民常性，治之适所以害之。天放即是逍遥自适于自然的生活中，不必受规矩钩绳束缚的一种安然自乐的境界[[19]] 可见，《中庸》的工夫论也被纳入到儒学修己治人之术的大框架之中。

《中庸》之中本来就不是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知识，而是对实践主体的人如何把握行为之度、宜的运作技艺。《七篇》之书，莫非体验、扩充之端。故为圣，为贤，位天地，育万物，只此一理而已。[[10]] 可见，那表面上十分高远、抽象的天理，却是存在于同样十分浅近、具体的日用工夫之中，是一种可做可行的操作方法、活动程式，道与术应该是一体的。

确实，朱熹不仅是一个策动人们奋发去做的道学家，也是一位有着广泛知识兴趣的学问家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，到朱熹将中和诠释为天理、天道，他说：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体也。

[[2]] 《朱子语类》卷10。因此，朱熹以毕生精力研究《四书》，完成了这种新时期的经学形态——《四书》学，而他所建构的《四书》学则正是这样一整套修己治人的儒术，至于其中广泛讨论的理气、心性等问题，其实只是为日用工夫提供文本依据与理论意义。若不把《大学》做个匡壳子，卒亦未易看得。朱熹将《中庸》所谈的种种工夫均纳入到《大学》修己治人的八大纲目中去，他说：如读《中庸》求义理，只是致知功夫。

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等先圣先贤均是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，他们在这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的感悟与体会，圣贤及其生徒们将这些感悟、体认总结、记录下来，就成为后代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《四书》。这些学问知识如何能够转化成日用伦常的实践工夫？朱熹要求就自家身上推究的《四书》学又是如何将知转化为行？ 其实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回到原典本身，也就是要还原朱熹所反复强调的原典的学术特征与文化精神。朱熹在讨论《四书》的大义、在阐发圣人教人的根本宗旨时，总是要强调做事、行的第一义。孟子始终都举，先要人识心性著落，却下功夫做去。

黄俊杰先生认为：所谓‘工夫，就是指这种道德心在具体情境中的展开过程，而不是一种客观而抽象的推理过程，因此，严格地说，古代儒家并没有提出一套作为方法论意义的‘工夫论。[[6]] 《大学章句·序》。

[[12]] 《大学》所以被列为学问之先，视为修身治人底规模，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工夫的八目，即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朱熹在《大学章句序》中将其称之为教人之法、教之之术、修己治人之方等等，总之，《大学》列入《四书》之首是因为它完整、系统地展示了儒术的纲目，是儒家工夫论的序列与体系。那个由太极与阴阳、理与气构造的概念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体系，而是一个与实践主体息息相关的实践知识，因为儒家的宇宙世界从来就是由人类参天地，赞化育的生生不息的过程。

[[15]] 《朱子语类》卷19。然推之理，无有不包，无有不贯，及其充广，可与天地同其广大。[[15]] 朱熹经常与弟子讨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各自特色与差别，这种种特色、差别也正是工夫论意义的，他说： 《论语》之书，无非操存、涵养之要。因为朱熹认为，儒家学者所诠释的《四书》学所以能够转化成生活日用的实践工夫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《四书》原本就是圣人修身工夫与实践历程的记录。譬如被称之为为学之序的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问题是，《四书》学本来就是一种经学的学术形态，经学是由体现为历史文献的原典及其历代儒者的训释系统构成的。

就以最为明清儒家学者所批评的无极太极、理气、心性的空谈，其实均是有强烈的实践诉求的。[[14]] 《朱子语类》卷14。

【2】［宋］黎靖德：朱子语类［M］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。今人把学问来做外面添底事看了。

当然，《中庸》一书还有更加精深的一面，就是将工夫提升为本体。从子思子的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

[[5]] 因此，朱熹认为，后来的儒者在阅读、训释孔、孟留下来的儒家经典时，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与经典文献相关的知识，而是要从先圣先贤的实践工夫中获得启示，寻求自我身心实践的方法与手段。允执厥中能够从一种工夫上升为天理的本体，也正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：《四书》学的真正学术主旨是修己治人的工夫论，天理的本体论来之于生活实践的日用工夫的把握，同时它最终仍须回归到生活实践的工夫中去。[[17]] 在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的《论孟纲领》中，有朱熹与其弟子讨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纲领的大量言论，这些言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所讲的工夫论的特色和差异。[[7]] 由于儒家所教者不过是修己治人之术，它们来之于人君躬行心得之余，求之于民生日用彝伦之中，因此，学者们在学习儒家经典、倾听圣贤的谆谆告诫之时，必须懂得他们所学的知是来之于行，最终又要归之于行的。

主体的人必须在生活实践的过与不及的两端中寻求适度、合宜的行为方式，它被称之为中。而是在努力恢复先秦儒者那种第一义的学问，即要复兴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格，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世界。

今日行得到何处，明日行得到何处，方可渐到那田地。[[1]] 如何理解这个第一义呢？我们认为，第一义与第二义并不是重要程度的排序，而是本原义与派生义的关系表述。

[[3]] 《朱子语类》卷10。但是，朱熹所探讨、论述的宇宙自然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的外在存在，那个推动宇宙化生、自然演进的太极、天理，总是完满地体现在道德实践者的本性、本心之中。

【3】黄俊杰：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，台北：喜玛拉雅基金会，2001。[[17]] 《朱子语类》卷19。[[21]] 《中庸章句》第一章。先通《大学》，立定纲领，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。

所以他感叹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，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，不就自家身上理会。那么，作为第二义的读书，是依托在第一义的自家身心实践基础之上的，故而朱熹又强调，读书，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，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。

[[13]] 这样一部为学纲领的书，也就是指导儒家学者生活实践的行程。《中庸章句》一书的工夫论特点更加鲜明。

[[16]] 《朱子语类》卷19。总之，那位天地，育万物的宇宙之理，其实也是圣门日用工夫的实践之理，朱熹说： 圣门日用工夫，甚觉浅近。